国际金融因此动荡不宁，世界经济因此乌烟瘴气……新一年开始不到两个月，标普、惠誉和穆迪三大评级机构对欧洲多国评级都进行了调降。

应该说，在许多民主法治比较健全的发达国家，廉租房的初始分配办法相当完善，基本上都能达到济贫目的。但问题在于廉租房作为一种实物分配很难回收。

而更自由主义的人则进一步认为房租补贴可以发现金，不必搞代金券，让穷人对如何使用补贴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所以在他们那里，关于住房问题尤其是穷人住房问题的争论仍然存在，而且会继续下去。这就是进步所在，同时也是问题所在。因此对他们经历过的这两种现象进行再认识是非常必要的。集中的贫民区如果犯罪比较集中，把贫民分散居住可能也不过是分散了犯罪而已，总的社会犯罪率是否会下降仍有疑问。

但这个做法也很难解决问题：一是美国社区自治发达，让中产居民接受在其聚居的社区间兴建贫民廉租房，这工作并不好做，因而希望计划进展缓慢。尽管廉租房制度有很多毛病，犹如贫民窟现象也有很多毛病一样。我国经济增长放缓，出口增速将明显回落，国内房地产调控也将拖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如果超过了规定的幅度，不能作为政绩，而应该作为人大质询和问责的事项。来源: 财经网 进入专题： 收税权力 。财政收入所占GDP的比重从2002年的15.7%一直攀升到2011年的近23%。现在各级政府在财政收入超收方面展开着竞赛，有的地方财政收入年增速甚至超过40%。

另外，建议迅速降低进口高档消费品的税率，把境外游的购买力吸引到国内来。财政收入增速的攀比之风愈演愈烈，不仅没有受到批评，反而作为可以炫耀的政绩，是十分令人担心的。

这首先涉及执政理念，社会财富是多让个人自主支配幸福指数更高，还是由政府代替居民个人消费效率更高？但经济学和经济实践告诉我们，通过财政实现二次分配尽管有利于平抑收入差距，但行政管理成本往往十分高昂，资金常常在各个环节流失，而并不能公平合理地分配到个人。当前，我国经济上存在许多内忧外患的紧迫问题，我觉得无论从应对危机，还是从体制改革、结构转型和廉政建设的各个方面看，大幅度大范围减税不仅是当务之急，而且力所能及。四、明显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建议规定扣除CPI后税收的增收幅度。

从长远看，对符合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标准的行业或企业减免税负，有助于推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一个法治的国家，政府的预算和财政收支，必须得到纳税人的同意、受到纳税人的监督。根据这些原则，如果2012年就把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控制在10%以内，至少可以给全国企业和居民减少1万亿元的负担，整个经济会出现新的局面。在日本和港澳台地区自雇型的微小企业十分繁荣活跃，遍布在零售、餐饮、旅游、维修、物流、理发、美容等各个行当。

自2004年以来，我国政府就一直在进行结构性减税，但这并未让财政收入减缓增长。五、坚持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

GDP的攀比之风受到社会的重视和批评，而财政收入增速的攀比之风愈演愈烈，不仅没有受到批评，反而作为可以炫耀的政绩，是十分令人担心的。2012年美国经济继续温和复苏，但基础脆弱。

同时，一味强化政府的再分配功能，必然会弱化市场的分配功能，降低社会活力。目前的预算法不允许政府自设税种，却允许无限制地超收，不允许政府对预算内收入的自由支配，却不禁止对超预算收入的自由支配。这十年财政实际收入年年大幅度超过年初的预算。目前企业利润并不丰厚，只有减税可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提高居民消费意愿，让广大民众最直接受益，推动经济转型。在我国，财政收入大约占GDP的20%，加上即将纳入预算的大量预算外收入，政府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就更高。有时人们会问：永和豆浆(面向大众)、鼎泰丰包子铺(面向中高端消费者)等在台湾并不是连锁网络，为什么在大陆却能够成为风靡一时的品牌？而内地的业者为什么就难以施展？我认为，原因是台湾(日本和港澳地区亦然)对自雇型企业有一系列的包括税收在内的扶持政策，使得独门独户、各具风味的餐饮得以充分竞争和发展，大大压缩了市场垄断空间。

以下为李剑阁提案摘要： 2003年以来，我国的GDP年增长速度保持在10%左右，但财政税收的年增长速度始终高于GDP10至20个百分点。小额纳税人的税费只占财政收入的很小部分。

目前用税收作为限制和禁止某种经济社会行为的手段，有过于泛化的倾向，建议加以纠正。三、尽快免除小额纳税人的负担。

允许政府巨额超收，对超收部分又可以自由支配，从国家法度上值得推敲。政府应该解释预算偏差的原因，对超支部分要做认真如实的报告

可能最著名的案例要数2005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企图收购联邦石油公司的子公司优尼科。2011年，当一家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宣称其是公有而非国有企业，从而试图购买一家小的加州公司时，这一论调再被强调。中国经济中的国有部分的持续扩张，限制了私有部分的发展，在一些中国市场中扶持了国有企业，打压了外资企业。收购的企图引起了国会的讨伐风暴，与此同时这项交易也在被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调查，最终导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退出了竞价。

文章的作者强调，这套结构暗含了不止一条从上到下的控制链："这些等级结构嵌入在密集的人际网络之中——不只是公司的人际网络，也是党和政府职能部门的"，并且在很多生产和政策实施等事务上有交换或者合作。每一个集团拥有一个"中央控股公司"，国资委就是这个"核心企业"的最大股东。

缺少透明性使得公司的管理不当很容易被掩盖。"理解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是困难的，林和Milhaupt认为国资委有权控制国有企业股权的转移。

当时华尔街日报对于华为论战的报导预测"中国公司在美国的投资环境将越来越差，因为2012年总统大选临近，政客们会寻找用以批判的对象。这套经济体系的内涵对于市场竞争影响深远。

"Mitt Romney 和其它共和党候选人已经开始加强了他们对于中国贸易的谴责，将中国描述成为造成失业的掠夺者和犯人"，《纽约时报》11月这么报道。其中之一是国有企业可以免受反垄断法的约束。在同一篇文章中，《纽约时报》称一位在经济议题上"锋芒毕露"的奥巴马的前任中国顾问也就中美关系问题开火。"对国家安全的考虑总以零和博弈的视角来看待中国：这种思想意味着，如果它将成为我们未来的敌人，那么我们就不能给予其任何好处或者优势，"乔治城大学法学院的中国研究专家James Feinerman如此说过。

现在，这些企业在大举进军海外，而国际世界对它们的真实影响尚未完全理解。根据林和Milhaupt的说法，全部的国企资产加总起来占到2010年中国全年GDP的62%。

绝大多数近期的关于中国的政治修辞可以被视为是大选年的狂欢而被忽略，但是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将继续成为华盛顿的领导人们更倾向于硬对硬地来处理的众多议题中的一个。虽然国资委对公司的监察在实践中力度不同，但是局内人在各个国有企业实施控制就意味着公司的管理非常弱。

在此之上，党的组织部又平行的存在于这些企业之上，可以任命国企管理者，并给他们在政府和党组织中预留职位。并且，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平行地存在于上述的结构之中。